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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皇帝为什么都是些“御赐阵图癖”患者?

说一说北宋皇帝的“御赐阵图癖”。

这种癖好最早始于宋太宗。其兄宋太祖赵匡胤戎马出身,知道战场形势多变,遥控指挥无法及时应对,须给予前线将领相当程度的自主决策权,故基本不干这种事。如赵匡胤命曹彬担任主帅进攻南唐时,不但没有赐授阵图,还赋予了曹彬处分包括副帅潘美在内所有将校的权力。现存史料中,可以说完全找不到宋太祖向前线将领赐阵图的记载。

宋太宗则不然。

按常理来说,宋太宗缺乏战争指挥经验,本应更加倚重将领的专业素养,减少对前线指挥的干预。事实却恰好相反,宋太宗极为喜欢干预前线指挥,干预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向前线将领“赐阵图”,也就是将自己制作好的作战阵型交给前线将领,命他们与敌军交战时须依指示排兵布阵。

据史料记载,最晚在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就已经开始玩“以阵图授诸将”的游戏。到雍熙四年(987),这场游戏达到了巅峰,其标志性事件是宋太宗制作出了一张空前绝后的“平戎万全阵图”。他将潘美、田重进、崔翰等将领召来,“亲授以进退攻击之略”,搞了一次规模庞大的纸上谈兵。

所谓“平戎万全阵图”,顾名思义是要用来对付辽国军队。《武经总要》里记载有该阵图的样式,如下图所示:

可以看到,该阵分为前锋、殿后、中军、左翼、右翼五个部分。核心是中军,由三个大型方阵组成。按宋太宗的设计,这些方阵的边长为五里,周长是二十里。三个方阵的间距是一里。三个方阵共配备战车四千三百二十辆,配备士卒十一万零四十人。加上左右翼各一万骑兵,前军与殿后各五千骑兵,整个“平戎万全阵图”的总宽度超过了二十里,须配备十四万余人才能运转。说它空前绝后,一点都不夸张。

稍有冷兵器时代军事常识者,皆能看出宋太宗此阵荒谬绝伦。首先,战事展开之前,前线将领必须先找到一块长与宽皆超过二十里的平地(实际上还不够,还得给敌军留出部署的空间),将这块平地上的石头、树木都扫掉,沟沟坎坎也都填平。其次,前线将领必须找到一种办法,可以将作战指示传递给十四万大军的每一个基层作战单位,以保证其运作整齐划一,不破坏整座战阵的形态。在没有无线电、没有电话手机的时代,很难想象前线将领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今人翻遍史料,只能见到当年的臣僚们歌颂宋太宗此阵威武霸气,却找不到此阵曾被实际用于战事的记载。

“平戎万全阵图”虽然止于纸上谈兵,宋太宗创造性设计的其他中小型阵图,却曾实实在在被用于具体战事。因为宋代将阵图视为军事机密,所以今人无法确知宋太宗究竟设计过多少阵图,以及这些阵图是什么样子。但可以确定的,宋太宗的阵图往往不切实际,给前线将领的指挥作战普遍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比如太平兴国四年的宋辽满城之战中,宋太宗“赐阵图,分为八阵”,前线将领不敢违逆圣意,只能按御赐阵图排兵布阵,结果发现各阵之间空隙甚大,“阵去各百步,士众疑惧,略无斗志”,阵和阵之间相差百步之远,士兵们认为这种搞法会让彼此难以互相救援,全都心怀恐惧没了斗志。一线将领赵延进为此去找主帅崔翰,说“今敌众若此,而我师星布,其势悬绝”——敌军人多势众,我军却星散布阵,必然要糟大糕,“不如合而击之,可以决胜”,须将部队重新集结合力到一处,才能与敌军决战。崔翰久经战阵,自然知道赵延进的主张是对的,但他也知道宋太宗的旨意违逆不得,只能回复赵延进:“万一不捷,则若之何?”——抛弃皇帝的御赐阵图已是大罪,按你的办法布阵万一也没打赢,那咱们可怎么办?赵延进热血冲脑回复说:若战败“则延进独当其责”,我赵延进承担全部责任绝不牵连主帅。话说到这个份上,崔翰无奈,只能同意赵延进的主张。结果是:放弃了御赐阵图之后,宋军“三战大破之”,赢下了满城之战。

宋太宗知不知道御赐阵图对战事有害?

其实他是知道的。即便登基初年因缺乏战争指挥经验而认知不足,到了他的统治中晚期,御赐阵图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已显露得相当充分,成了朝堂之上屡被提及的问题。经常听到这类批评意见,宋太宗不可能意识不到御赐阵图的危害性。比如右谏议大夫田锡曾上奏宋太宗称:

“今委任将帅,而每事欲从中降诏,授以方略,或赐与阵图。依从,则有未合宜;专断,则是违上旨。以此制胜,未见其长。”

这些话,是在很明确地批评宋太宗过度干预前线将帅的军事指挥。动不动就给他们下诏,指示他们采取何种战略战术,动不动就御赐阵图,要求他们照本宣科。前线将帅遵旨吧,指挥就脱离实际了;自行判断决策吧,又犯了违逆圣旨之罪。这样搞,仗是打不赢的。

宋太宗听得懂这些话,也能理解这些话里那些浅显的道理。但他拒绝改正,因为他关心的是另外一些事情。

淳化二年(991年),宋太宗曾对亲近之臣偶露心迹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朝臣们批评宋太宗动不动就御赐阵图,搞得前线将领在对外战争中无所适从,经常惨败而归;殊不知,在宋太宗的关心度序列里,外忧只能排在第二位,内患才是他最警惕的事情。而所谓内患,主要就是不能让军事将领有太多的自主决策权,不能让军事将领建立过大的功勋——北宋以陈桥兵变建国,本就长期致力于严防军队将领梅开二度;宋太宗以不光彩的手段取得帝位,军中也曾发生过拥戴宋太祖之子为帝的风波。所以,他最担忧的事情便是前线将领不受节制并立下战功。

饱受群臣诟病的“授以方略”和“赐与阵图”,恰好可以解决宋太祖的这些担忧。一方面,这是检验将领忠诚度(其实就是听话程度)的好办法。另一方面,如果将领在前线打了胜仗,功劳只能属于皇帝,因为方略与阵图是皇帝提供的;如果打了败仗,责任当然是将帅们的,因为总能找到理由给他们扣一顶没有百分百灵活执行皇帝指示的帽子。这种恶劣用心前线将领们自然也心知肚明。反复衡量利害后,将领们必定普遍选择机械照搬皇帝的指示,因为照搬指示虽然大概率打败仗,却意味着忠诚度可靠。相比打败仗,皇帝更在乎忠诚度。所以像赵延进那样的将领,在宋太宗时代是绝对少数。

宋太宗之外,他的儿子宋真宗、孙子宋仁宗,也都是严重的“御赐阵图癖”患者。

宋真宗生长于深宫之中,是个毫无战争指挥经验的人。可是,据史料记载,他御赐阵图的频率极高。咸平二年(999),他“内出阵图示(王)超等”;咸平三年(1000),他“内出阵图三十二以示辅臣”;咸平四年(1001),他“出阵图示宰相”;咸平六年(1003),他“出阵图示辅臣”;景德元年(1004)八月,他“出阵图示辅臣”;同年十一月,他又“内出阵图二,一行一止,付殿前都指挥使高琼等”……

朝堂上的批评之声当然也很多。早在咸平二年,京西路转运副使朱台符就上奏宋真宗说,“兵以奇胜而节制以阵图,事惟变适而指踪以宣命,勇敢无所奋,知谋无所施,是以动而奔北也”——动不动就给将领御赐阵图,动不动就给将领下达战略战术指示,是我大宋军队动不动就一败涂地的主因。与其父宋太宗一样,宋真宗也将“内患”排在了“外忧”之前,所以对这些批评意见,全都置若罔闻。

澶渊之盟后,宋辽两国进入和平共存状态,宋真宗转向享乐,不再频繁御赐阵图,颇消停了一段时间。至宋仁宗时,与西夏的战事开启,“御赐阵图”也再次流行。比如康定元年(1040),宋仁宗“御便殿阅诸军阵法”;庆历五年(1045),“御迩英阁……出阵图数本”;至和元年(1054),又“赐边臣御制攻守图”……

此外,宋仁宗还号召发起了一场“群臣踊跃献阵图”的大型活动。可惜的是,虽然自中央到地方,有一大批文武官员向朝廷提交了自己设计的阵图,也有很多官员得到了奖赏,却鲜少能见到有阵图能在战场上发挥正面作用。反倒是一些反面案例留存了下来,比如将领葛怀敏曾向朝廷献阵图,后在定川砦之役中被西夏军队包围,敌军在战场上公然嘲讽葛:“尔得非部署厅上点阵图者耶?尔固能军,乃入我围中今将何往?”——你不是献过阵图的很厉害的人吗?现在被我军包围了,你要怎么办呢?

同样,宋仁宗时代的朝堂之上,也有许多批评之声。比如晏殊曾上奏“请罢内臣监兵,不以阵图授诸将”——请求不要再派太监去军队中做监军,也不要再向前线将领御赐阵图。

王德用的父亲王超是宋真宗时代的将领,他以父辈的惨痛教训为例,也上奏批评说:“咸平、景德中,赐诸将阵图,人皆死守战法,缓急不相救,以致屡败”——因为真宗皇帝动不动就御赐阵图给前线将领,然后前线将领又不敢抗旨不遵,结果就造成了前线部队无法互相配合、也不愿意互相救援的怪现象。无法配合,当然是因为各自都得死守着皇帝的指示;不愿相救,则是因为知道其他将领大概率也会死守着皇帝的指示按阵图办事,只要按阵图办事,大概率就要战败,去救援的者也会将自己置身险境。王德用的这些话很实在,因为在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的望都之战中,他的父亲王超,便坐视另一位将领王继忠战败被擒而没有去救援。

再往后,宋神宗嘲讽过宋太宗式的御赐阵图,说这种搞法必须敌我双方提前预约好日期和战场,然后派人将战场整顿修理一番,才能按阵图排兵布阵打一仗,根本是不可行的。但神宗本人其实也是阵法爱好者,他曾下诏让人围绕着唐代将领李靖的兵书,去研究已经失传的诸葛亮八阵法,最后在熙宁八年(1075)八月“大阅八军阵于城南荆家陂”,正式宣布研究成功。

上有所好,下面的人自然就会投其所好。于是,神宗朝再次掀起了文臣武将献阵图的热烈运动。宋神宗本人也与先祖一样,再次走上了向前线将领“御赐阵图”的老路。如熙宁五年(1072),他给王韶赐了御制的攻守图;熙宁七年(1074),他向河北前线赐了御制的攻守图二十五部。这还不够,史料记载,每当有战事发生,宋神宗就会进入到昼夜不睡觉的状态,“边奏络绎,手札处画,号令诸将,叮咛详密,授以成算。虽千里之外,上自节制,机神鉴察”——不停地看边关送来的奏报,不停地写手札去指挥前线将领,不停地向他们详细传授战略战术,千里之外的事情全在神宗的控制之下。

自宋太宗至宋神宗,皇帝们皆是这般搞法,北宋军队的战绩当然不可能好到哪里去。(作者丨马佳秦 编辑丨吴酉仁 来源:腾讯新闻)

参考资料

[1]漆侠:《宋太宗与守内虚外》,收入《宋史研究论丛》第三辑。

[2]汪圣铎:《试论北宋前期过度集权及其影响》,收入氏著《宋史探研》。

[3]陈峰:《“平戎万全阵”与宋太宗》,《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

[4]周荣、王路平:《北宋中期的阵法与阵图及其武学思想》,《炎黄文化研究》第11辑。

[5]周荣、朱利民:《北宋仁宗时期的阵与阵图》,《唐都学刊》2010年第5期。

[6]王路平:《宋神宗时期的八阵法与阵图》,《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posted @ 22-05-01 08:05 作者:admin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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